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深夜网上配资公司，西柏坡的灯火依旧通明。雪正下得紧，警卫打着手电在院子里来回巡逻，一封加急电报被送进会议室。毛泽东放下铅笔，沉默地盯着那几行俄文译稿，屋里只剩风卷窗纸的响动。
电报来自克里姆林宫。斯大林提醒：人民解放军若执意渡江，英美可能会以保护侨民为名直接出兵，经济封锁、武力登陆两手并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末尾一句尤为刺眼——“宜暂停南进，谋求停火谈判”。短短数行，却像在战图上划了一道粗线，把长江分成了两侧。
苏联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。当时三大战役尘埃方落，国民党主力被压缩在长江以南，上海、南京尚未易旗，美舰“好人理查德号”正停在长江口，舰桥上雷达不停转动。华盛顿的算盘简单：最好让双方都喘口气，坐到谈判桌前，各自守住一块地盘。只要国民政府还在，远东的棋就能继续下。
然而克里姆林宫的算盘更复杂。表面是担心英美插手，深层则是顾虑苏联自身在欧洲的压力。冷战阴云愈发浓重，斯大林需要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亚洲，却又不愿为中国打头阵。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若能稳定存在，对他而言既是缓冲，也是筹码。
西柏坡会议室里，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眼神。周恩来压低声音：“老毛，莫斯科的老大哥让我们停手，你看？”毛泽东把电文合上：“一江之隔，事关国家前途。假如现在刹车，几十年后谁替老百姓交代？”一句话定了基调，讨论随即转向如何渡江，而不是要不要渡江。
当时解放军总兵力已逾三百万，东、中、西三路渡江计划、炮火配系、木船征调，统统在秘密推进。国民党虽然仍有约百余万兵力，可是军心松散、补给崩溃。蒋介石在溪口覆信陈诚：务必巩固江防，待水涨阻敌。表面镇定，夹缝求生的味道却藏不住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斯大林急电发出四十八小时后，美国国务院也通过驻北平的间接渠道递话：若双方能无条件停火，美方愿斡旋贷款，帮助重建黄河以北。对外看来像极了人道主义，骨子里仍是扶蒋制华那套老方子。两封电报前后呼应，可谓异曲同工。
三月初，国共和谈代表在北平见面。毛泽东同意坐下来谈，却坚持《国内和平协定》草案必须接受“惩办战争罪犯”“改编国民党军”为先决。南京方面一听便炸了锅，谈判桌上拖字诀不断，时间一天天挨过，长江水位渐涨，留给蒋介石的窗口被挤得越来越窄。
苏联代表米高扬这时二度到西柏坡，依旧唱老调子：“若不顾英美反应，吃亏恐怕还是中国。”毛泽东平静地回了一句：“我们自己的饭碗，自己来端。”米高扬回去复电斯大林，说毛的态度“极为坚决，不可动摇”。
四月十七日，解放军中路军火炮已悄悄压到江畔，每隔一段堤岸就立起伪装的观测哨。百姓搬运木船，夜里灭灯，用稻草掩桨。十八日，美军远东情报站报告：“共军南岸炮位尚未发现，加强航空侦察。”美国人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渡江总攻的确切时间。
四月二十日二十三时，十万多发炮弹划破夜空，江面瞬间变白，号称固若金汤的江防只撑了三小时。中共中央发出的作战简报用了一句话：“水到，船行，人过，旗立。”接着是各纵队的南进计划，连写电码的通讯员都觉不出一丝迟疑。
外界所担心的英美干预并未出现。美国第七舰队留在台湾海峡观望，英舰在上海黄浦江口掉头南下，法军更是连电报都懒得表态。长江以南的城市接连易手，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相继开放，国际社会除了口头抗议，再无实质动作。
事后看，斯大林的担忧包含三层误判。其一，对解放军战斗力仍停留在抗战时期的估量，低估了连横跨千里的战略机动作战能力；其二，夸大了英美干涉的决心，忽略美国国内遏制苏联优先于援蒋的政治现实；其三，把中国革命的自主性视作附庸变量，没有读懂中共“不留尾巴”的决意。
渡江成功，意味着内战胜负乃至国家前途彻底改写。克里姆林宫的算盘落了空，华盛顿的“调停梦”也随江波东逝。中国人用一场跨江作战告诉世界，长江不再是一条可以随意摆弄的分界线。接下来，无论谁想在东亚做局，都得重新估量北京的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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