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深夜网上配资公司,西柏坡的灯火依旧通明。雪正下得紧,警卫打着手电在院子里来回巡逻,一封加急电报被送进会议室。毛泽东放下铅笔,沉默地盯着那几行俄文译稿,屋里只剩风卷窗纸的响动。

电报来自克里姆林宫。斯大林提醒:人民解放军若执意渡江,英美可能会以保护侨民为名直接出兵,经济封锁、武力登陆两手并举,后果不堪设想。末尾一句尤为刺眼——“宜暂停南进,谋求停火谈判”。短短数行,却像在战图上划了一道粗线,把长江分成了两侧。
苏联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。当时三大战役尘埃方落,国民党主力被压缩在长江以南,上海、南京尚未易旗,美舰“好人理查德号”正停在长江口,舰桥上雷达不停转动。华盛顿的算盘简单:最好让双方都喘口气,坐到谈判桌前,各自守住一块地盘。只要国民政府还在,远东的棋就能继续下。
然而克里姆林宫的算盘更复杂。表面是担心英美插手,深层则是顾虑苏联自身在欧洲的压力。冷战阴云愈发浓重,斯大林需要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亚洲,却又不愿为中国打头阵。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若能稳定存在,对他而言既是缓冲,也是筹码。

西柏坡会议室里,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眼神。周恩来压低声音:“老毛,莫斯科的老大哥让我们停手,你看?”毛泽东把电文合上:“一江之隔,事关国家前途。假如现在刹车,几十年后谁替老百姓交代?”一句话定了基调,讨论随即转向如何渡江,而不是要不要渡江。
当时解放军总兵力已逾三百万,东、中、西三路渡江计划、炮火配系、木船征调,统统在秘密推进。国民党虽然仍有约百余万兵力,可是军心松散、补给崩溃。蒋介石在溪口覆信陈诚:务必巩固江防,待水涨阻敌。表面镇定,夹缝求生的味道却藏不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就在斯大林急电发出四十八小时后,美国国务院也通过驻北平的间接渠道递话:若双方能无条件停火,美方愿斡旋贷款,帮助重建黄河以北。对外看来像极了人道主义,骨子里仍是扶蒋制华那套老方子。两封电报前后呼应,可谓异曲同工。
三月初,国共和谈代表在北平见面。毛泽东同意坐下来谈,却坚持《国内和平协定》草案必须接受“惩办战争罪犯”“改编国民党军”为先决。南京方面一听便炸了锅,谈判桌上拖字诀不断,时间一天天挨过,长江水位渐涨,留给蒋介石的窗口被挤得越来越窄。

苏联代表米高扬这时二度到西柏坡,依旧唱老调子:“若不顾英美反应,吃亏恐怕还是中国。”毛泽东平静地回了一句:“我们自己的饭碗,自己来端。”米高扬回去复电斯大林,说毛的态度“极为坚决,不可动摇”。
四月十七日,解放军中路军火炮已悄悄压到江畔,每隔一段堤岸就立起伪装的观测哨。百姓搬运木船,夜里灭灯,用稻草掩桨。十八日,美军远东情报站报告:“共军南岸炮位尚未发现,加强航空侦察。”美国人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渡江总攻的确切时间。

四月二十日二十三时,十万多发炮弹划破夜空,江面瞬间变白,号称固若金汤的江防只撑了三小时。中共中央发出的作战简报用了一句话:“水到,船行,人过,旗立。”接着是各纵队的南进计划,连写电码的通讯员都觉不出一丝迟疑。
外界所担心的英美干预并未出现。美国第七舰队留在台湾海峡观望,英舰在上海黄浦江口掉头南下,法军更是连电报都懒得表态。长江以南的城市接连易手,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相继开放,国际社会除了口头抗议,再无实质动作。
事后看,斯大林的担忧包含三层误判。其一,对解放军战斗力仍停留在抗战时期的估量,低估了连横跨千里的战略机动作战能力;其二,夸大了英美干涉的决心,忽略美国国内遏制苏联优先于援蒋的政治现实;其三,把中国革命的自主性视作附庸变量,没有读懂中共“不留尾巴”的决意。

渡江成功,意味着内战胜负乃至国家前途彻底改写。克里姆林宫的算盘落了空,华盛顿的“调停梦”也随江波东逝。中国人用一场跨江作战告诉世界,长江不再是一条可以随意摆弄的分界线。接下来,无论谁想在东亚做局,都得重新估量北京的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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